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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游戏厅:王永贵：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战略建设的新时代创新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21-12-02 [来源]：无 [浏览次数]：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战略思维和战略擘画，而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具有极端重要性的工作，只有以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其进行总体把握和研判分析，才能切实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效度，有力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意识形态战略建设是党对意识形态工作中全局性、重大性、核心性、前瞻性等问题的系统思考和科学筹划，是事关意识形态工作整体实效乃至影响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的重要工程。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将意识形态工作引向深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善于站在战略高度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从而保证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谙意识形态战略问题的重要意义，从维护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全局出发，坚持以战略思维统揽和擘画意识形态建设，从强化战略指导到构建战略部署，再到推进战略实施，凸显出强大的战略思维力量，有力推动着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实现新飞跃。


一、强化战略指导：以科学认识推动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任何实践活动之前，都应该有思想作为引路的指南。“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近年来的发展新趋向，在意识形态领域阐发了一系列富有问题意识和时代意蕴的理论命题。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聚焦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体现了对世界发展大格局、大变革、大趋势的整体把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发展发挥了强大的引领作用。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规律性认识指导意识形态战略建设的思想轨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战略定位，强调意识形态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如何对意识形态建设作出科学定位，是谋划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问题。习近平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3] 习近平从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的紧密逻辑关系出发，明晰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定位，凸显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确立了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必备要件，从而确保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向纵深发展。
进入新时代，党从战略层面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定位问题作出重大创新，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深邃思考。其一，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社会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要求。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4] 社会主义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具有双重发展诉求，不仅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筑牢党长期执政的物质基。币惨蠓⒒右馐缎翁ぷ髂廴诵牡那看笾С抛饔，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正面临速度换挡、结构优化、要素多元的新变化，要求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的新问题、新矛盾。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综合国力竞争的大趋势来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抓共进的必要性将更为凸显。为此，习近平强调要注重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综合考量和做强文艺事业、新闻媒体、网络舆论等工作，培育积极向上的主流精神风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其二，强调意识形态建设的极端重要是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表征，看似无形却影响深远，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发显现。随着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西方一些敌对势力相继炮制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基础等展开了全面的攻击，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大了渗透和攻击力度，由此，国际话语权的交锋和斗争日趋激烈。“由于西方长期掌握着‘文化霸权’、进行宣传鼓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5] 因此，习近平强调指出，“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6] 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将意识形态力量的发挥诉诸于主流文化、主流价值、主流道德等多个向度，使得我国国际话语权得到有力提升，进一步展现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效。
（二）阐明根本原则，凸显意识形态建设的鲜明底色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调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原则。“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7] 党性和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根本原则的“一体两面”，做好做强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要将两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习近平从整体理念和正确立场出发，科学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性，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
一方面，从维护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政治高度宣示坚守道路的自信自觉。道路问题事关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意识形态建设的党性原则本质上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道路等根本问题上保持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8]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安定的正确道路，同时也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发展范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为此，习近平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9] 这一要求指明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着力点，强调要以“四个自信”为关键，增强战略定力，确保在道路方向上保持高度自觉、坚定不移，从而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根基。
另一方面，从党的初心和使命阐发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彰显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0] 习近平通过阐明中国共产党“代表谁”“不代表谁”的理论命题，进一步昭示出党的性质和立场坚守，完整呈现出“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对于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性主体来说，就是要做好人的工作。习近平强调，要聚焦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主阵地，注重网民的思想工作，积极回应网民的思想关切，形成网上网下意识形态主体的“同心圆”。不仅要把脉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也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引导，增强人民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提高人们道德水平，增强人民的主流精神力量，营造正能量充沛的主流意识形态风尚。
（三）坚定战略方向，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所在  
新的历史方位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之复杂严峻前所未有。“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11] 历史和现实一再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具有全局性意义，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防线的失守开始的。有鉴于此，习近平强调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方向，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通过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增进党员和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2] 特别是着眼于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坚定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掌握能否落到实处。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建设和教育，不仅要补精神之钙，加强广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系统学习，使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不断厚植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也要及时清扫思想上的灰尘，以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蚀和渗透，坚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保证党性修养永不变质。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13] 为了引导人民群众坚定价值追求，强化全社会的精神支柱，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工作“两个巩固”的使命任务，习近平强调要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时效，“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创新意识、创新理念引领意识形态领域新的伟大斗争不断推进。特别是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创新理念激发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活力，不断推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方式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创新等其他各方面的融合创新，牢牢把握住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一环。从“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出发，中国共产党蹄疾步稳地推动时代新人培育工程向前发展，积极构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新体系，加快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完善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齐抓共管机制，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营造“大思政”格局，在把握规律性、增强实效性过程中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活力。

二、优化战略部署：以系统布局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效力

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形势更为复杂，与其他领域的联动效应也明显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创新意识形态领域治理的大视野，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大规律，坚持将意识形态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推进，对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划出底线、提出要求，对领导核心、重点领域、话语支撑、斗争策略等各要素进行科学的排兵布阵，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强化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使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效力得到显著提升。
（一）锻造领导核心，明确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取得成功的密码，也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制胜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15] 新的时代方位下，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强化和完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从“坚持党的领导”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再到“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进一步深化了党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6]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新时代意识形态战略建设的实践谋划。概言之，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原则性掌握和统筹性协同的紧密结合，是党性锤炼和能力提升的高度统一。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既强调原则性掌握，又强调统筹性协同。坚持党对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就是要坚持党领导新闻媒体舆论、文学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原则，只有强调和明确这一点，才能保证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性。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增强党性意识和人民立。φ龅郊岢质裁、反对什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符合党的要求，过得硬、靠得住。另一方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也要充分调动各种力量。“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17] 就宣传思想工作而言，不是单一部门、单一领域的工作，要坚持“大宣传”理念，坚持党委领导下协同推进，提高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
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党性锤炼和能力提升的高度统一，通过增强党的政治性和战斗力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党性锤炼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将意识形态战略建设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推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建设为基。行宄怂鸷Φ车南冉院痛拷嘈缘囊蛩，提升了广大党员的思想境界，保证了党的政治本色，确保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也有力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民心基础。“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18] 围绕职责任务，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组织动员群众等能力，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强化了能力支撑。
（二）聚焦重点领域，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效能  
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眼光鲜明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上。新时代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坚持宏观设计和对症施策辩证结合的战略方针，有力推动着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治理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高度注重顶层的宏观设计，将意识形态领域治理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伟大”实践方略紧密结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整体，是新时代的战略谋划。这就要求意识形态治理应坚持遵循其四个方面的战略规划，致力于打造与现代化强国相匹配的意识形态治理能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顺应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谋划，勾勒出意识形态治理的总体框架，是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遵循，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四个伟大”是对新的伟大斗争的具体阐发，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对意识形态治理提出了“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和打赢“三大攻坚战”的更高要求。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战略建设还坚持了对症施策、综合治理的原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对意识形态重点领域作出了系统安排，遵循着多阵地治理相结合的方针，明确要求要坚持基层意识形态治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和学校意识形态治理等相结合。具体来说，一是提升基层宣传思想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将顶层设计贯彻到基层创新、基层培育和基层落实的各个环节中。二是加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治理既是难点，也是重点。互联网作为一个巨大的信息集散平台，拥有众多网民，社会思潮交锋处于驳杂状态之中。习近平对此强调：“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19] 而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的重点在于，不仅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也要更好地发挥主流价值在疏解民怨、引导民意方面的功效。三是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突出强调等。《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将青年学生的培养作为系统工程来抓，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的全过程，巩固青少年的理想之基、信念之本。多阵地的意识形态治理，不仅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依托，更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三）强化话语支撑，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关于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逻辑表达，承载着特定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话语支撑，打造具有中国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实践，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这集中表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布局上。
“话语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理论的斗争，是具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话语权的争论。”[20] 话语蕴含着“道”，话语的背后是思想。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正成为世界发展的强劲引擎，但马克思主义“失语”的困境和社会主义“挨骂”的处境还有待于根本改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需要构建一套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体系，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球贡献力。
习近平强调，“要积极创新话语体系、提升传播能力，面向海内外讲好中国制度的故事，不断增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说服力和感召力。”[21] 新时代意识形态战略建设对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强化还表现在破除解读中国制度的西方话语霸权上。放眼世界，并无四海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制度体系，但长期以来，西方凭借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话语权，裁剪和解读其他国家的制度实践，进而试图影响和主导他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西方国家借助话语霸权，立足于西方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解读、阐释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试图掌握解读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话语权，并通过设置话语陷阱，引导、规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改革开放方向。”[22] 习近平指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23] 因此，必须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疗治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中“西天取经”的研究症结，破除西方制度话语体系的话语霸权，坚定走中国道路的自信心，认清和警惕其试图引导中国制度改革方向的真实目的，同时也要以更有时代特质的话语体系阐释中国发展，更加鲜明地表达出中国思想和中国主张。
（四）提升斗争策略，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习近平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24] 在新征程上，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当然也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强调，“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鲜。”[25] 新时代党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巩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谋划是基于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形势的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形势在与社会发展和时代动向的链接中不断变化。世界变局百年之下，国际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转捩。时代环境的发展变化也催生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和斗争依然频繁发生，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渗透遏制，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不时出现，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斗争之尖锐前所未有。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意识形态斗争究其本质，就是两条道路、两种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锋与较量。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和斗争未有穷期，将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整个过程。面向新征程，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新时代意识形态战略建设突出强调要加强意识形态斗争的定力和能力。一方面主张要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和斗争。必须警惕的是，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交锋以看似温和的方式加剧了舆论的渗透攻势，全面开放的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这种渗透提供了蔓延滋生的土壤。对此，习近平强调：“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26] 另一方面还要求善于“掌舵”，提高驾驭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社会思潮之间合理张力的能力。社会思潮多元多样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客观现实，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根本在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善于运用斗争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引导，不断壮大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三、推动战略实施：在统筹全局中实现意识形态建设宏伟目标

战略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新时代意识形态战略建设不仅体现在战略指导和战略布局上，在实践层面也贯穿着战略思维，善于将战略思考和顶层布局等意图性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从而保证预定目标的达成。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经济、政治等深度交融，呈现出紧密的相关性。新时代意识形态战略建设之所以高瞻远瞩，一方面体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整体性思维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放眼全局谋一域，将全局作为考虑和分析意识形态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另一方面体现在树立全球视野，在更为宏阔的时空背景下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审视、研究和筹谋，进而打开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
（一）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理论创新引领意识形态建设的跃迁式发展  
意识形态只有通过诉诸批判力、解释力与说服力才能实现认同建构，“撇开真理的内在的说服力而可以通过任何其他媒介去传播真理乃是一种严重有害的错误。”[27] 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有效提升意识形态认同、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捩所在。习近平强调，“对一般性争论和：鲜，不能靠行政、法律手段解决，而是要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28] 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路径之一就是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镜观察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用马克思主义解答当下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密切联系社会发展实际，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和现实解释功能。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29]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相结合”的理论任务，并在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增强了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向前开拓打牢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理论创造强化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与自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建起一套系统完备、逻辑紧密、内涵丰富、思想科学的理论体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宏阔视野和时代认识，及时解答了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以强大的思想伟力赢得人民的广泛认同。我们应该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30]
（二）把握“中国之治”与意识形态建设的互动逻辑，在增强制度优势中夯实意识形态认同  
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发挥出现实力量，才能获得人民群众广泛认同，才能为执政提供源源不断的合法性资源。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1] 当然，意识形态的巩固不能单纯依靠经济绩效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优势获得人民群众的情感归属和深层认同。面对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科学把脉国家治理与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紧密的互动逻辑，更加重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中国之治”的变革创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国家治理的独特优势的时代彰显中，有力地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习近平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32] 国家制度优势的形成和长期保持，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大和持续提升，在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中越来越重要，之于意识形态认同的意义也不容小觑。而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内核和精神支撑，是我国制度建构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也引领着国家制度的守正创新，在发展方向和机制变革等方面起着根本性的主导作用。在制度实践中，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有力地推动“中国之治”的创新发展，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彰显出“中国之治”的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制度引领功能突出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方向和价值立场等方面的正确指引上。
就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而言，最根本的是要保证完善和发展中国制度的前进方向，特别是在发展道路、领导力量和政治制度等关涉社会主义“旗帜”和“方向”的根本性问题上保持战略定力。“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确，不能有丝毫含糊。”[33] 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旗帜问题至关重要。（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新时代意识形态战略建设有效增强了战略定力和制度自信，强调要在发展壮大自身中不断彰显中国制度的优势所在，也强调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保持改革的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正确道路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为新时代意识形态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就价值立场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民性为制度变革提供了方向指南，保证了人民至上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鲜明立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中国制度的守正创新也是围绕这一立场和要求展开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前进方向皆是指向“八个能否”，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度效力的衡量标准和评价尺度，保证了制度变革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也有力提升了中国制度的内在生命力。与此同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制度实践中的贯彻，更增强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支持。
（三）树立世界视野，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增强意识形态影响力  
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治国理政的各项事业都不能只是眼光向内。“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尤其是随着当今世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日显与中国模式（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协调并形成合力）、中国价值的可接受性渐强，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越发显著。”[34] 新的时代环境中，习近平立足于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筹谋国际话语权工作，使意识形态建设更加彰显出战略思维和国际视野。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并在实践层面推动构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有力增强了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更加自信之姿传播中国价值和中国理念，为谋求世界共同发展擘画价值准则。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35]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价值理念创新，在世界场域中延展升华了当代中国的价值追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核心，其倡导的价值理念和贡献的发展方案既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期待，也拓展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探索，有力地提升了当代中国的世界影响。全人类共同价值通过阐述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普遍期望，创新性地批判了“普世价值”的虚假性和狭隘性，驳斥了西方敌对势力国家对当代中国的曲解和抹黑，有效抵制了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出倡议，传递中国主张，中国的国际活跃度和中国经验的认可度都显著提升，再一次校准了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着眼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开辟了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发展新道路。”[36]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断为世界谋和平、谋发展、谋大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行动价值。中国共产党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实践平台，在发展自我过程中兼济天下，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人类进步，充分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用有担当的实际行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强有力地提升了当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拓宽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影响版图，有力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必将更加鲜明地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魅力。ㄑ「：朱玲  责任编辑：孙筱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2]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53页.

[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

[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11页.

[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3-24页.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页.

[1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1-12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27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5页.

[1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55页.

[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1页.

[1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1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56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53页.

[19]《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人民日报》2018年4月22日,第1版.

[20]陈先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地位》,《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4日,第8版.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9页.

[22]唐爱军:《把牢解读中国制度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27页.

[2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7页.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55页.

[2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7-28页.

[27][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2、3卷),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32页.

[2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8页.

[2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3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3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3页.

[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19页.

[3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7页.

[34]韩庆祥,张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驱动战略的实施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4期.

[3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6页

[36]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人民日报》2021年8月27日,第1版.

（文章选自《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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